我们都在吃人血馒头，而且乐此不疲

对兰州的男孩、呼和浩特的母亲、大陆的14亿人和旅居海外的华人来说，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鲁迅。

在阐述新的观点前，我想先重复一下之前在个人平台发过的几则想法作为前言，并做一些延伸。

第一，政策制定是门“科学”，或者至少说是一门学问。在最上层就不应该被当成高压政治任务（或者至少说，在中国是看不到任何把防疫政策当作“学问”来辩证的证据的）。科学的方法应该是没有绝对的，是可以被证伪、被纠正、甚至被推翻的。既然是科学，就要讲最新的证据、数据、模型。问题在于，当执政者把一些东西当成政治任务处理时，它就成了大家心中的与你挂钩的政治任务。一切顺心时这当然好，任务的成功意味着政治的成功。一切不那么顺利的时候呢？这就是之前一篇文章里所描述的“骑虎难下的聪明人”的情况，难以走下台阶，便不得不硬上。乌俄冲突如此，防疫也如此。

“骑虎难下”的情况出现在民主系统里的概率似乎相对较低，因为“政治系统”和“执政政府”是几乎分离的概念，从而在系统的层面上，一定程度地规避了这个问题。民主系统本身的合法性和正义性与执政者的执政表现（一般来说）没有直接联系。因此，在执政党“political office”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政府没有额外的必要去坚持错误的东西。同时因为有反对政党不断地“挑刺”，长期地维持错误会对执政者的office-seeking的目的起到反作用。换句话说，民主系统的执政者只需要对自己所代表的执政地位负责，而不需要担心政治系统。

这在最近的一系列国际事件上形成了很好的对比。例如英国Liz Truss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糟糕的经济政策。在保守党不必担心执政党地位的情况下， Liz Truss政府可以非常爽快地承认错误，对政策进行180度转变。而后来Liz Truss的“辞职”则可以被看作是为了保护保守党的执政可信度，而不影响到党派的执政地位。但即使经过这一系列非常混乱、可笑的操作，也几乎不会有人因此而质疑民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又比如最近韩国的踩踏事件，在中国煽动媒体接连几天“五问”韩国政府后，尴尬地发现韩国政府主动向民众道歉、承认错误。

相反，这种骑虎难下的情况似乎在越集权的社会越为突出。我认为其原因在于在“执政者”即“执政系统”的社会中，政治系统的合法程度与执政者权威性有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当权者在施政时，不仅要对自己（的执政地位）负责，也要对自己所代表的政治系统负责。因此，他们必须树立“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来维持其权威性，从而延续其政体。但这个过程是个无解的循环：

如果政治体系在人民心中的合法性是通过取得好的执政成果而树立的，那当执政成果不好时，人们就自然而然地会去质疑政治体系。

因此，集权者对于承认错误，或者说对于承认不好的执政成果，有着本能的排斥。对于黑体前半句的现象其实在中国尤为突出。随便找个中国人，对他(她)批评中国的政治体系，可以肯定的是，90%的反驳都会包含“但是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为xxx人实现了脱贫/为大家提高了生活水平”。这样的回答其实就已经隐含了“中国政治体系有一定合法性，因为他的执政成果好”的假设，然而并没有真正证明地去回答关于政治体系本身合法性的问题。

我们需要认清一个事实。一个政治制度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与其执政的成果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中国”在封建时代可以创造盛唐时期、康乾盛世，不代表封建制度的卓越。希特勒可以将德国变得所向披靡，不代表他和他政党的正义性。大英帝国可以鼎立世界，不代表其压迫性掠夺的正确。

第二，说回到防疫政策。政策制定者确实要关注“统计生命价值”(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不可能做到对政策所有产生的苦难都给予同样的权重，也不能将苦难全部避开。但制定政策时不能只关注一种特定的统计生命价值。患新冠的人，和其他因病需要救治的人、没病的人都同样是“人”。都应该被包括在计算之中。相信对于这一点，我们从那个三岁小男孩的遭遇中、从深夜大巴上的人的遭遇中，已经领悟到太多。

同时，决策者也不能只关心统计生命。因封锁而失去生计、饥饿的人，更不能仅仅被当作是“大局观”这种宏大叙事下的牺牲品。之前也说过，政策制定是门科学，应该承认有各种利弊之间的权衡，在承认的前提下去虚心制定政策。权衡也就意味着必定有得有失。所以也要从一开始就承认，面对这种灾害，不可能有绝对完美的结果。追求绝对理想的完美目标（例如“清零”）更不应该是政策制定者该做的。真正该做的，是在已有的条件下、结合最新的知识和数据（包括疫苗接种率、各个定义下的有效率）进行最佳的权衡。更不应该做的，是近乎愚昧的、违法的各种“抗疫方法” — — 抄家式的消杀、给鱼测核算、倾倒食物等行为，就是典型的“医学问题政治任务化”和“政治运动高于社会中一切其他利益”相结合的结果。

第三，疫情防控这期间产生了无数个“领导命令，我没办法”的情况，从而造成许多惨剧。上面提到的小男孩就是无数鲜明例子中的一个。而最近呼和浩特的例子也是又一桩经典的案例：一位女子因为从集中隔离返家后，发现自己被抄家而跳楼，家人又因为小区大门被焊死无法及时施救，小区为了掩盖事件关灯导致医生难以施救。这一连串事件中，抄家消杀的人、焊死大门的人、拉电闸的人都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即使这些任务本身荒诞不经。

大家都在自己岗位上完成自己“保命（保职位）”的事情，从而一环扣一环地促成罪恶的惨剧的发生。我之前引用来阿伦特的一句话：

“The sad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at most evil is done by people who never made up their minds to be — or do — either good or evil”

而今天这篇想对这个事情做一个延伸，其实这些执行命令的人的行为，归根结底是一种吃人血馒头的行为。而我们这些“隔岸观火”式地指责他们的人，也都是在吃人血馒头，只不过自以为吃相好看一点罢了。

先从远的说。现在有一部分“海外华人”，想尽千方百计去合理化清零政策和其造成的惨剧。他们一边享受着国外生活给你带来的便利，一边去合理化、正义化清零政策带来的种种苦难和不公。其实不只是海外的“爱国人士”，国内这样的人也层出不穷，但凡不在被封控区的，甚至不在封控楼的，便可肆意打着社会责任感的旗号，对受害者的不配合指指点点。

这样的行为好比站在庸医受害者的病床边，拉起病人的手，帮他振臂高呼：“医术高明！妙手回春！”倘若病人真的死了还好，你们就假装没看见罢了。如若病人发现庸医治疗不当，想自己离开这庸医的看护，那可不得了嘞！你们要搬出一切叛国害人的帽子扣在他(她)的头上，好像全然没有发现自己正在害死这病人。

所以，再在回到他们高举的这社会责任感大旗。其本质是什么？不过是极度美化的自私罢了。其核心思想很简单，就是：搞他们可以，搞我不行。甚至说是：我们帮忙搞死他们都行，只要不会轮到我。究其根本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汉奸心理：

“隔壁村的人又不听话！赶紧上报太君，不然被太君发现咱都不好过！”

可正如当年汉奸发现的一样，很多抗疫早期的“汉奸”们也终于凄惨地发现，不论自己当时如何用力地撇清关系，总有一天这车轮是会转到自己身上的。

真正的社会责任感，不应该是为了完成执政者的目的而互相指责、内斗，而是在明知道需要牺牲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还愿意去为“大家”争取哪怕一丁点的利益。所以，置身事外的人其实也逃不了责任。虽然说没有“主动地”去造成他人的悲惨遭遇，可是保持行动上的沉默是等同于默认了这样的现象。

全社会行动上的冷漠，导致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会指向一个可悲的结果：那就是当这极度的、不把人当人看的强制性政策稍微放宽后，大家绝对会欢天喜地地庆祝“皇上英明”。为什么？我再借助鲁迅在《灯下漫笔》中的一段话：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至少也已等于牛马了。

鲁迅描述的其实就是经济中的锚定效应。和做其他决策时的心理相同，大家对当下幸福感的评判是衍生自一个对比基准的。当封控时间足够，封控生活“常态化”后，我们自然而然地会将这种生活变成新的“基准”，只要将基准降得够低，那我们对“好生活”的标准自然就低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稍微有点解封的苗头信号，大家就敲锣打鼓欢天喜地了。

这并不是说解封不值得庆祝，而是说我们应该跳出这个锚定的基准，去客观地评判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生活形态才是正常、健康的。诚然，去追逐那样的社会会消耗我们更多的精力、财富、甚至好不容易获得的安稳感。与之相比，我们中国人可能更愿意接受比完全封锁稍微好一点点的“正常生活”。这很好理解，但也很可悲。或许这也是为什么鲁迅会说：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我们中国人一直没能逃出这个循环。

我们每个人都在吃人血馒头，而且我们乐此不疲。即使你是在互联网上高呼关注，归根揭底也是填饱自己的精神罢了。我也不能排除自己。在转载文章、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我们又回到自己舒适的生活，为互联网那头受苦的同胞们感到痛心、然后遗忘。几乎没有人愿意站出身来，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战胜这机器，所以大家都“应润尽润”保全自身。正如鲁迅所说，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

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甚至国内的同胞开始进行实质性的抗议。所以，我与各位手足分享鲁迅的呐喊：

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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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写给我相信有不少的想somehow举报这个文章的人：

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在不同程度上，我们都热爱中华民族，都想让我们的祖国变成一个能让所有人都幸福、有尊严地居住着的地方。而这些不是通过单纯的吹捧和做梦能实现的，全民都是伏拉夫的社会是极其病态的。